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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8-15 01:34:42

                                                          六、中国被纳入新冷战的原因

                                                          因此,今天的新冷战,早在2001年就已经有了初步端倪。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2018、19年,美国经历过老冷战的一批政客,无论是博尔顿、班农,还是特朗普、蓬佩奥这些人,他们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是老冷战的意识形态,没道理可讲,就是划线站队,再加上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这套东西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的意识形态站队。

                                                          但美国表面上并不这么说,明明是资本利益冲突,它非要制造很多意识形态的说法,诸如文明冲突论啊、自由世界对抗独裁专制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中国的头上。中国对此有任何应对吗?没有。因为美制、美言在我们这里大行其道,以致中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制度准备和话语准备来应对现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新冷战挑战。甚至,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还有些人说你们怎么敢提新冷战。那意思好像就是说,你这样提就会导致友邦惊诧了。

                                                          那么,从老冷战到新冷战,中国到底有哪些应对经验。先说老冷战,那时中国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当时将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定义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我们是按西方的“五个阶段论”来形成意识形态的,那是一种线性思维,那时候认为中国跟西方一样,一定要经历五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再到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中国当时处在什么阶段呢?处在资本主义尚未建成,资产阶级革命正在发生的阶段,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工业化大生产之后,才能再讨论是否应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9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自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时期的土改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为此,1947年毛主席还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认定了中国即使革命成功,也要进入资本主义。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虽然美国当时是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但是美国并不打算跟这个还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国完全断绝关系。美国的大使馆一直跟着国民党撤退,但是在南京解放后,它还是留下了。美国一直试图想跟中共维持一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直到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才离开中国。

                                                          老冷战时期中国不是主要矛盾一方,那时的主要矛盾是美苏。到后冷战时期中国仍然不是主要矛盾,因为大量的金融资本主导的跨国集团,正在中国攻城略地大量获取财富,所以这时候中国是贡献者,向西方金融资本贡献了大量的剩余。主要矛盾发生在苏东解体后冲进去大割韭菜的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之间。割了苏东韭菜之后,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就构成了所谓后冷战时期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当然美元是主要方面,欧元是非主要方面。在这个阶段,欧元并不具有足够的竞争实力。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个阶段,当美元把欧元打压得差不多了,欧元基本上不能占主导地位了,在世界结算和储备货币中,欧元所占比例顶多也就和原来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等所有加总所占的比例差不多,也就是20%到30%的样子,没有明显地突破。

                                                          老冷战和新冷战之间的最大差别是什么呢?老冷战是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因产业资本的在地化,而产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边界清晰为特征的冲突。老冷战被当年的参与者们说成是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美国和西欧以及日本所代表的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也被叫做自由主义体系;而苏联和东欧国家,一段时期内也包括中国,被叫做社会主义体系。当苏联解体,特别是苏联东欧整体衰败之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逐渐变成一个世界一个体系。为什么?因为西方在冷战后期就开始把产业资本,一般是制造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随后又整合了苏东国家的非货币化产业经济,逐步形成了产业链全球化的垂直分工体系。西方的跨国公司在产业转移和货币化其他国家实体资源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三、后冷战阶段的金融资本竞争

                                                          如果这时候中国不得不继续对外开放,你们可以制裁我们,我们仍然欢迎你们作为资本力量继续进入中国,其实就是双方不对等。在不对等条件下,就意味着,这些年所形成的实物资产会被别人的金融资本货币化。因为当前世界上主要工业化大国中,只有中国还存在着资产正收益,西方因为债务过高,资产收益接近零甚至大量资产是负收益。所以大量西方资本迫切涌入中国,结合对中国的制裁,导致中国国内实体资产价格迅速下跌,正好就是人家来抄底割韭菜的时机。

                                                          1989年美国制裁也是外资全撤,那个时候苏联解体了,唯一的依靠西方资本全撤了。当时中国正在工业化高涨时期,外资撤走是很突然发生的,所以中国全无准备,于是进入了4年的衰退期,直到1993年才再度进入高涨。我们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农产品卖难,城市企业一片萧条衰退。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人当时有一套应对办法,最终走出了危机。只是这个过程是磕磕绊绊的,中国当时以国内的财政金融为主要调控手段,虽然出现了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很快就导致1994年的严重通胀,从一个危机到另外一个危机。然后逐渐转向外需拉动为主,逐渐又恢复对西方的各个方面的依赖关系,一直进入到新世纪加入WTO。

                                                          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按照以防范风险为第一目标的要求来制定所谓金融运行的规则法律,不可能短期内就增加更多的信贷,这当然就出现了金融的相对过剩。同时,我们的美元储备又不能用于去买发展所需要的设备或者技术,那怎么办呢?中国开始提出“一带一路”,在推动的同时开始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定,尤其是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美元在世界上的信用程度明显下降的时候,出现了东盟+1(中国),我们各自用本币结算;后来又扩展到东盟+2,把韩国带上;再后来是东盟+3,把日本也加上。于是,整个东北亚到东南亚这个体系,亚元就呼之欲出了。世界金融格局很可能出现三足鼎立,美元集团,欧元集团,亚元集团。这实际上对世界金融资本应该是一个稳定的框架结构,但是它意味着美元的份额将大幅下降。